贝斯哲周末观影丨《更好的世界》：琐碎之恶

2011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给了丹麦女导演苏珊娜·比尔的影片《更好的世界》。这部影片被认为“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落俗套”。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却可能会造成重大后果。两个人为一点琐事吵架，结果却闹出人命。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每个角落都在发生。

 

影片有一个国际化的生活背景，安东是一名外科医生，身为瑞典人在丹麦定居，工作却在千里之外的非洲某难民营。他穿梭在荒凉干燥的沙漠与如景如画的丹麦海滨城市之间，一再令观众陷入时空倒错。他的手术台上，不时地躺着被切开肚子的孕妇，这只是因为当地一个叫做“大个儿”的人，与其他人打赌，看看年轻孕妇肚子里怀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作为医生，安东的工作限于将这些女性开膛的肚子再次缝上。

  

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恶，情节恶劣却没有根基：作恶者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去做的结果，给他人造成的严重伤害。他像是一个盲者，完全缺乏某种能力及某些器官，来想象他人的遭罪，体验他人所遭受的痛苦。他在这个世界上“独来独往”，逞一时之兴，想要怎样便怎样。他表达自己不可侵犯的方式，就是去侵犯别人，以此为乐。在那个时刻任何人不要阻拦他，否则就是“不识时务”。

 

这种恶不管在非洲还是在丹麦同样存在。不仅在成年人当中存在，在孩子之间也经常发生。安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伊莱亚斯12岁，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他自行车的气门芯经常被人拔掉，在路上走会被人无端拦住，在班上提及他的名字甚至都是一片哄笑。人们嘲笑他的理由有：瑞典人的身份，他的长相，他的牙齿。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帮他出了气，两人陷入被警察调查的麻烦之中。

 

学校孩童们之间的这种恃强凌弱，令人想起那部德国影片《浪潮》（2008）。其中那个绰号叫做“软脚虾”的男孩，也被他的同学们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在极权主义试验中找到了归宿。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苏联影片《丑八怪》（又译《稻草人》，1986），也将孩子之间的险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她）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瑕。成年人力图加以掩饰的恶行恶习，在孩童那里暴露得一览无余。

  

安东的小儿子大约两三岁，在儿童游乐场与一起玩的孩子发生争执，这本来是常事。但是那孩子壮硕的家长走过来，不由分说在安东的脸上连扇几次：“不要碰我的孩子。”这之后他也没有心满意足地离去，接着将气撒到自己的小家伙头上。他暴躁的身体中埋藏着太多的戾气，恨不得将整个世界都当做他的出气筒。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琐碎之恶”。它是一种没有根基、没有必要的恶，以一种琐琐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他不能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不知道眼前的状况与未来的状况是不可分割的。伤及他人便是伤及自己，伤及眼前也是伤及未来。某种情况像那个寓言里所说的，洪水中青蛙驮蝎子过河，蝎子也认为不能将青蛙蜇死，那样它自己也就活不成了。但是到了湍湍激流的中途，蝎子还是蜇了青蛙，双双沉入水中。青蛙临死前发问：“为什么要蜇我？”蝎子回答：“因为我控制不住。”

 

在这样一种攻击行为的底部，蹲伏着虚无主义的种子。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被恰当地对待过，没有生命被尊重被珍视的体验，他因此也不知道尊重别人，感受不到他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抹杀的。当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别人一钱不值。他被忽视得太久，他的怨气不知不觉地在生长，直到将自己长为一根尖锐的刺。只有在刺痛别人时，他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价值”。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便建立在这种不停地互相攻击和某种“战争”状态之中。他习惯生活在一种密不透风的状态，既没有感受力也没有透视力，无暇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

 

非洲的那位“大个儿”其实也是如此。他的行为轻浮随意、满不在乎，这让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所说，“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同时还有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捷克诗人赫鲁伯有一首关于阿基米德的诗，也道出了某种真相。那位伟大的数学家死于误闯进来的入侵士兵之手，诗人这样形容这位士兵：“他轻轻一捋/杀死了圆，正切/和横切之点/以至无穷”（《杀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愚蠢的家长还没有结束他的蠢行。当时不还手的安东，事后带着三个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车修理站，这位修理工居然还要发威，吼叫着“你这个瑞典人滚回地狱去”，接着又扇了安东的嘴巴，声音清晰响亮，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时安东的态度，成为整个影片的核心。也许因为此，这部影片被称为“在每一个方面不落俗套”。其实只要在某个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构成对于这个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矫正。

 

安东对儿子解释说：“他是个白痴。如果我去打他，我一样是个大白痴。我会去坐牢，你将没有父亲。他赢了。”儿子问：“你怕他吗？”答曰“这不是问题所在”。哦，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理由，尤其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有时候，事情的不同方面就是这样含混不清地搅在一起。实际上太多事情也不可能仅仅归结为怕与不怕的问题。在这个“怕”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考虑。一个人行为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比他的行为本身更值得看重。

 

面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安东一字一句地说：“我带孩子们来，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不怕你。”“你是如此一个大白痴，当我带孩子们来的时候，你却不道歉，却继续好斗。”“这不能够伤害我，我没事。”最后这句话真正将那位粗鲁的家伙激怒了，安东的做法让他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他提高嗓门在喊：“我不能伤害你？那正是我想要做到的。”面对男孩们的愤愤不平，安东开导说：“他迷失了。他是个白痴，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让一个白痴占据甚至为此付出自身生命，这真是一个划不来的主意。也许，一个人不仅要选择好他的朋友，也要选择好他的敌人。

 

当然这可能值得讨论，同时也要设定主题的严格限制——针对什么样的恶，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更为恰当的。至少这部影片提供了某个参照，不能掉进“琐碎之恶”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与这种没有根基、没有来由的恶下赌注或互相交换。对于少年克里斯蒂安来说，他还需要经过一段历练之后才能明白——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他用家里储存的火药去炸那个修理工的汽车，差点搭上了好友伊莱亚斯与自己的两条命。安东让他明白，原来“生命与死亡只有一层面纱之隔”。“我也是个白痴”，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结束时说道。

（作者：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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