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的审判》影评

纽伦堡审判是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国际战争犯罪审判。它为当代世界留下了一套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在此后长达三年的时间中，美国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城对在纳粹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与组织中身居要职的177名被告进行了12项后续审判，影片《纽伦堡审判》正是根据其中之一的法官审判（针对利用法律迫害犹太人和纳粹党反对派的高级司法官员)改编而来，因为是两种不同法律形态和法律意识的直接碰撞而在一系列的审判中显出巨大的争议性和戏剧性。

片中的审判围绕实施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过程中的一个智障绝育案和一个绯闻死刑案展开。Haywood法官面临的不是穷凶极恶的直接施暴者，以Janning为首的被告们都是熟谙条规的法律界精英，在第三帝国的体制中他们恪守职责地为国家制定并且维护法律，他们用不屑和沉默来抵制审判，因为和其他战犯的负隅顽抗不同，他们有着维护正义的心和被迫服从国家机器而减轻自身责任的侥幸心理。

以Janning的辩护律师Hans Rolfe所提出的辩护意见为例，这个Janning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援引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指出绝育手术在美国早有先例，以此说明绝育法在德国施行的合法性；通过与证人的对质证明当时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智障和不正当性行为，以此说明当年案件的判决具有公正性。

而在控方放映关于德国集中营大屠杀的记录证据后，辩护律师不仅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抗议法庭采用，还为了维护被告而指出德国法官对大屠杀并无知悉和过错，这也涉及到了本片的争议点之该不该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该由谁来承担。当把国家责任强加给个别人，势必会扩大这种责任的波及面，正如辩护律师最后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段反诘不仅反客为主震慑住了控方检察官，也将观众由单方面的主观正义感引导至对胜败双方之于战争的深度思考。

影片另一争议点是如何定义法律中缺失人性的正义，这在激烈的庭上交锋中表现得并不明显，而是以暗线的形式体现在主人公Janning身上。从一开始的沉默抵抗到最后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他的变化是隐没在充斥全片的陈述与论据之后的，但比较之前责任归属的争辩，人性与法律的矛盾才是贯穿影片甚至是有永恒争议性的问题。

片中有一段是Janning的老师所作的证述，其中提到了希特勒帝国时期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官开始要服从客观正义之外的东西，首要考虑变成是对抗国家的惩罚条例而不是对案件本身的客观考虑。作为维护国家机器的需要，法律被干扰的现象一直存在，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标榜司法高度独立和公正的国家，三权分立表象下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

但片中纳粹德国不仅是司法行政权落入独裁者手中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司法系统的公正性，更因其违背人性的导向作用而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从片中可知，在法律出台和实施过程中德国当局像Janning这样的司法界高官也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有一部分人遵循了自己的良知而被迫辞职甚至遭到当局迫害，而另一部分则是违心地选择接受并逐渐认同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下的职业道德。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许还会犹豫踯躅，但是当判断的天枰倒向人性所代表的主观意识的对立面，Janning们也就能够超脱于内心的怜悯去机械地维持“公正”。可以说，他们不是单纯地迫于政治压力，而是有一部分站在客观立场上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在纽伦堡审判中必然是要被否决的，也是为他们招致罪责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因此当最后Janning声称自己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判决会带来如此多的杀戮、死亡时，Haywood法官的回应是“当你判第一个人死刑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了。”